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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子思和孟子之间的学思之辨
类别:儒学初探 作者:

荀子和子思、孟子虽然同属于儒家,但他们在学派内部的对立却是显而易见的。在《非十二子篇》等中,荀子对子思和孟子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这种批评集中在诸如五行说和性善论等论题上。由于有帛书和竹简《五行》的发现,我们知道《非十二子篇》中所说“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也就是子思有关仁义礼知圣的理论;不过荀子批评的并不是这些德目本身,而是子思对这些德目与人心及人性之间关系的理解。子思和孟子一直在强调它们和心以及性之间的联系,因此对五行和性善的批评其实是二而一的。由此出发,对于思孟特别注重“思”,荀子就提出劝学来对抗。最直接的说法见于《劝学篇》如下的一段话: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尤其是第一句话,其中思和学对比且对立的意味是非常清楚的。终日而思不如须臾之所学,也给这两种工夫定了高下。值得注意的是后面一连串的比喻,其实都和思与学有关。在荀子看来,学习的本质是借助于自我以外的事物来扩展、延伸或者提升自己,如同登高而招、顺风而呼,虽然手臂和声音并没有改变,但可以达到见者远闻者彰的效果;假舆马或者舟楫,虽非利足非能水,却可以致千里绝江河。这都是善假于物的结果。思却只是局限于自我的内部,如同翘足而望之所得,终不能与登高之博见相提并论。在荀子看来,自我之外有一个广大的世界,此世界不是通过闭门之思可以了解的: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劝学篇》)

必须是通过学习,外在世界的博大以及自我的局限和缺陷才可以呈现出来,被我们自己意识到。同样也是通过学习,自我才可以得到提升,此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同上)。因此,外向的见闻就变得非常重要,它是通向外部世界的桥梁。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如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不闻不见,则虽当,非仁也”。(《儒效篇》)纯粹的思是无意义的,《解蔽篇》中有如下一段话:

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其为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则败其思;蚊虻之声闻,则挫其精。是以辟耳目之欲,而远蚊虻之声,闲居静思则通。思仁若是,可谓微乎?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强矣,未及思也;有子恶卧而焠掌,可谓能自忍矣,未及好也。辟耳目之欲,远蚊虻之声,可谓危矣,未可谓微也。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忍!何强!何危!故浊明外景,清明内景,圣人纵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强!何忍!何危!故仁者之行道也,无为也;圣人之行道也,无强也。仁者之思也恭,圣者之思也乐。此治心之道也。

这段话同样有着很强的针对性。空石中人的名字觙或者就影射着子思(孔伋),这是个好思的人,因为担心与外物接触而影响他的思,所以就弃绝耳目之欲和蚊虻之声,在闲居静思的时候似乎能够达到通的状态。可是什么叫做通呢?通该是心灵和整个世界的相通④,而不仅仅是内心的自通,这种自通不过是不真实的幻觉。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不能回避和外物接触的,闲居的时候可以通(空石之人似乎有这样的寓意),那么和外界接触的时候呢?因此荀子反问道:“思仁若是,可谓微乎?”前面只讲到思,这里就出现了思仁。我怀疑它是直接针对子思而说的,《五行》中曾经提到“仁之思也精”的话,精不就是微的意思吗?但在荀子看来,这样的依赖弃绝外物的方式来思仁的做法,恐怕是不能够称为精的。与其说是精,还不如说是危!诸如孟子因为恶败而出妻,有子由于恶卧就焠掌,这也许可以称为自强、自忍,虽然难能可贵,但都属于此类。以荀子的看法,至人是无所谓忍、强和危的。圣人并非靠远离情欲的方式来控制情欲,如孟子所说的“养心莫善于寡欲”;他会直面情欲,但以理来进行节制。这里有的只是心灵实现大清明状态之后的从容,“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如孔子所述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状态,而不是勉强、苦行和脆弱。“故仁者之行道也,无为也;圣人之行道也,无强也。”没有刻意的造作,也没有外力的勉强。如果真有思的话,那么这种思也该是到达某个阶梯之后的一种心情,如“仁者之思也恭,圣者之思也乐”,而不再是一种主要的德行内在化的工夫。

至此,我们可以明确地了解,思孟与荀子确实是主张着两种非常不同的路径。前者看重的是思,而后者重视学。如果从成圣的角度来考虑,孟子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和荀子说“涂之人皆可以为禹”是类似的,都在肯定普通的人能够成为圣人。但是其成圣的基础和工夫却截然不同。对孟子来说,其基础是每个人都有的善性或者良心,其工夫则是“反身而诚”的思。对荀子来说,其基础却是人性的恶,以及通过后天学习而能够掌握的化性而起伪的能力。我们可以把这两种工夫分别概括为思以致圣和学以致圣,它们代表着儒家内部的学思两途。思以致圣肯定生命内部的善性以及良心:道德的根源不能从外部去寻找,必须返回到生命的内部,因此把反身的思看作是确立道德生命的根本途径;学以致圣则相反:人性是恶的,没有所谓的本心或者良心,生命需要借助于外在的力量才能确立其道德的一面,因此需要通过学,通过虚一而静的心来了解作为生命之衡的道,进而由此道来规范自己的自然生命。可以看出,学与思的不同不能够孤立地去理解,它们实际上牵连着荀子和思孟各自的核心观念。学注重外向的索取,思强调内在的发掘。但这只是表面的东西,更要紧的是,对两者的侧重关涉到对生命的基本理解:或者乐观或者悲观的看法。徐复观说:“孟子认为人之性善,只要存心、养心、尽心,便会感到万物皆备于我矣;所以孟子反求诸身而自足的意味特重。但荀子认为性恶,只能靠人为的努力(伪)向外面去求。从行为道德方面向外去求,只能靠经验的积累。把经验积累到某一程度时,即可把性恶的性加以变化。由小人进而为士君子,由士君子进而为圣人,当非一朝一夕之功,所以荀子特别注重学,而学之历程则称之为积;积是由少而多的逐渐积累。伪就是积,所以荀子常将积伪连为一辞。”(徐复观,第249页)这里的观察是正确的。总的来看,孟子对于生命的理解是乐观的,认为人在根本上是善的,所以偏重内向的思。荀子不同,性恶的主张决定了其认为生命必须通过外向的努力才能获得改变。

《劝学篇》在荀子思想以及儒家思想史中的意义,在过去的研究中并没有被特别地强调。本文上述的描述和分析表明,它其实代表着一种迥然不同于子思和孟子的儒学路径。《劝学篇》呈现出来的学以致圣理路也呼应着《荀子》整部书的编排理念,并与《论语》从《学而》到《尧曰》的结构相一致。与此相对,子思和孟子代表的则是思以致圣的方向。学与思的分别并不仅仅关系到修身的方法,同时也牵涉着各自的核心主张,如对人性、人心以及天道等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劝学篇》所突出的“学”的观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进入荀子乃至整个儒家思想的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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