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原为《礼记》之一篇，后来成为《四书》之一书。由“篇”升格为“书”，看似简单的寥寥数语，所勾勒出的却是我国古代知识文化系统的重要演变过程，亦即旧的经书系统《五经》向新的经书系统《四书》转移的过程。这个过程，无论是对中国经学史来说，还是对中国哲学史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在《中庸》升格为经的过程中，有三个标志性事件。

一是郑玄为《礼记》作注。《礼记》之“记”是相对于《礼经》之“经”而言的。根据儒家的说法，经是圣人制作的原创性文献，而记则是经之补记，是对经的一些补充性材料。汉代以前，“六艺”或“五经”中的《礼经》指的是《仪礼》，那么《礼记》就是《仪礼》的补记或补充性材料。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同时为《仪礼》《周礼》《礼记》作注，此即郑氏《三礼注》。由于郑玄之注，《礼记》第一次脱离《仪礼》，独立行世。作为《礼记》之一篇，《中庸》后来受到广泛关注，也是以此为起点的。

二是《礼记》升格为经。《礼记》脱离《仪礼》独立行世后，魏晋之后还被立于学官，置有博士，社会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唐初，孔颖达等撰修《五经正义》，《三礼》中只有《礼记》被收入《五经正义》，而《周礼》《仪礼》则被拒之门外。这意味着《礼记》已经完全脱掉“记”的身份，第一次名正言顺地晋级入“经”的行列，甚至大有超迈《仪礼》《周礼》的势头。随着《礼记》升格为经，《中庸》作为其一篇，自然也水涨船高，打包进入了经书的阵营。在这种情况下，举国上下对《中庸》的关注度也就必然进一步提高。于是科举考试开始从《中庸》出题，权德舆《明经策问七道·〈礼记〉策问》（《全唐文》卷四八三）即是其证，考生答题也广泛引用《中庸》，比如韩愈即有《省试颜子不贰过论》（《韩昌黎全集》卷十四），而且在士人的一般赋论中，还经常以《中庸》的内容为议题展开理论性探讨，比如欧阳詹的《自明诚论》（《欧阳行周文集》卷六），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李翱的《复性书》（《李文公集》卷二）与韩愈的《原性》（《韩昌黎全集》卷十一）。

三是《四书》成为科举考试必选教材。唐代“以九经取士，历五代迄宋，其制不改”（马宗霍《中国经学史》第十章《宋之经学》）。九经取士对《中庸》地位的提高以及韩愈、李翱对《中庸》的提倡，对北宋初、中期的科举考试与儒、释两教人士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佛徒智圆甚至“以佛徒而号中庸子”（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契嵩还著有《中庸解》。在科举考试与佛徒著述的高频引证下，北宋士大夫纷纷注解《中庸》，胡瑗、司马光、刘敞、张载、二程、游酢、杨时、吕大临、张九成、苏轼、晁说之等均有专门著述。到了南宋，朱熹以毕生之力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四书作注，终成《四书章句集注》。朱熹的大力推动成功促动了《中庸》由《礼记》之一“篇”向《四书》之一“书”的转移。这为《四书》取代《五经》的垄断地位奠定了典据基础。

当然，在《中庸》由“篇”独立成“书”，并最终升格为经的过程中，王权的推动也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其中，宋、元两位仁宗的贡献最为显著。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向当年新及第进士“人赐御书《中庸》篇各一轴”（王应麟《玉海》卷三十四），并令宰相当众宣读。自此以后，御赐《中庸》成为常制。这一创举极大刺激了宋代士人对《中庸》的浓厚兴趣。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诏以科举取士，经问、明经从《四书》内设问、出题，教材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元史·选举志一·科目》）。于是《四书》这一新的经学体系正式取代《五经》老的经学体系，影响中国考试文化近六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