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又由做人的道理，扩而充之，讲到为政。人生的个人修养，到达了不依赖身世、背景、环境而能够自己站起来，进而能够领导社会、领导政治，然后能够做到“以佚道使民”。“佚”就是安逸，“佚道”就有很多内涵了，发挥起来，可以写一本专书。简单来说，所谓“佚道”，就是看不出来有所作为，很安详，就是老子说的无为之道，无为而无不为。

一般所谓很能干的人，他有作为，别人看起来，他很忙，指挥这人往东，又命令那人往西，大家也就跟着他团团转，忙得很。如果是一个真正懂得“佚道”的人，作一个领袖或领导一个公司，看来好像大家没有事，其实人和事什么都安排好了。以现代的名词来说，就是最高明的科学管理、企业管理、人事管理；在政治上是平静，社会没有事，经常很太平。因为社会本来不乱，就不需要做事；社会乱了，警察就忙了。

所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老百姓在“佚道”的治理下，虽然劳苦一点，但对上面不怨。我几十年的见闻和人生经验，发现不管当小主管大主管，上面很少不被下面埋怨的；即令最好的领导人，下面虽当面恭维，背后却在埋怨。而且有时的埋怨，并不一定是领导人不对，所以尽管是“佚道使民”，想达到“虽劳不怨”，也是非常难的。譬如要求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是为了行人车辆的安全，也可以说是“佚道使民”；可是要他过一个地下道，或者天桥，这种不算劳苦的小事，也还是有人要埋怨的。

其次“以生道杀民”，上天有好生之德，处处在爱护人，不希望老百姓犯法，尽可能使他免蹈法网，可是仍然有人不畏死而犯法。为了大家的安全生活，逼不得已而杀掉为害大众的人。

像这样最后受刑被杀的人，虽死但不怨恨杀他的人。这种死而不怨杀者的史料，上古很多，中古以后历史记载的，则偶然有之，并不多。在历史上，成功的大臣做得到，如上古舜时的鲧，不但不怨，而且他的儿子禹，更继承父业，终于治水成功，这是最显著的史例。

孟子进一步对历史作了评论。因为孟子生于战国群雄专讲霸术的时代，故而为历史政治哲学，对王道、霸道下了定义。在孟子所说的霸道中，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霸主时代，人民还是“驩虞如也”，大家的生活还是比较平安康乐的，如齐桓公、晋文公时代，这是真正的霸主时代。至于“王者之民”，就是三代以下，乃至周朝的初期，生活在王道政治下的人民，就是“皞皞如也”，大家都是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在这种王道政治的社会，“杀之而不怨”，人民犯罪，虽被杀也不怨恨。“利之而不庸”，在真正王道的社会，虽有发财的机会，人人生活安定优裕，但并不贪图过分的利益。

这是孟子为王道政治的思想绘出的蓝图，也就是大同思想。以现代的民主自由政治思想而言，真正民主自由的社会，就是王道社会。

“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在这个王道社会中，人民的个人道德与治国的政治道德，以及文化，是在不着痕迹之中进步发展。而真正的道德，是“不知为之者”，不知道是什么在促使这个社会进步，而社会自然默默地在进步，这一种社会现象，就是在真正的王道政治下，才能达到的。

“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这一段话，要特别注意，尤其是青年朋友们，是挑起民族承先启后责任的人，凡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都要挑起这个责任。

一个知识分子，担负有国家民族文化的责任，对于道德的修养，人文修养，要做到“所过者化”，才合于继祖承宗的标准，也就是要做到内圣外王。真正的圣人，大家就自然受他的影响，受他的感召和教化；口头的教化是言教，更重要的是身教。身教是以自己的行为影响别人，超过了言教，但还是不够，要能够做到“所过者化”。可是如何化呢？“所存者神”，到达神化的境界，就是由精神的感召，改变了别人的心理与行为，只要他人在那里，一般人就会对他肃然兴起恭敬，就像对庙宇中的菩萨，或供奉的神明，或教堂中的十字架一样，戒慎之诚。

一个人学问道德修养的目标，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程度，那是可耻的。前面孟子曾说人贵知耻，假如做到了“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他的成就能“上下与天地同流”了。说到“同流”，使人容易想起一句成语“同流合污”，那是狭义的看法，是一个坏的状况；但从广义着眼，天地生长一切万物，有好的，有坏的，的确是“同流合污”的。但天地并没有对万物分好坏，毒药可以致人以死，但有时也可以治病。万物因时间、空间、对象、环境的不同，使用的动机方法不同，才有是非善恶好坏的差别。“同流”就是像海洋一样，充满了生机；学问道德修养的目标，就是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向这一目标努力。所以孟子最后说，“岂曰小补之哉”，人不要轻视自己，尤其一个知识分子，不要轻视了自己的责任，要立志对社会有贡献，对宇宙有贡献，有天地一样的胸襟。

前面提到过，张载（横渠）有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凡是知识分子，应该有这样的志向和抱负。出世修道，也同样是“为天地立心”。因为维持文化精神的人，虽寂寞穷苦，但是他们是“为天地立心”；而那些延续人类文化于不坠的人，就是“为生民立命”，在佛学上讲，就是延续“慧命”。

“为往圣继绝学”，就是今日我们所说的孔孟之道，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说来非常可悲，已经是命如悬丝了。这一民族文化的命运，如千钧的重量，只有一根丝在吊住，连我们这些不成器的人，也被称作学人。而我们自己反省，并没有把文化工作做好，而且白发苍苍，垂垂老矣。再往后看，还未曾发现挑起“为往圣继绝学”责任的人，所以青年人要立志承先启后，而且能继往才能开来。

与这四句话有同样精神的，是佛家《六祖坛经》中的“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二者虽儒佛不同，但意义相同，不要有门户之见。

孟子在这里，为中国文化思想哲学，立下一个千古不移的原则。他说，“仁言”不如“仁声”那样能够深入人心，产生较大的作用。也就是说一切言语文字的教化，比不上声望的影响。“善政，不如善教”，好的政治，不如良好教育对人的影响，因为受教者是终身获益的。“善政，民畏之”，一个好的政治方案，好的法令，可以应付现实的问题，但其利益、效果，到底有时间、空间上的限度；时过境迁，则当别论，不能对永恒的未来，有所改善。教化则不然。“善教，民爱之”，如孔孟之道，千秋万代，永远有益人类，太阳没有毁灭以前，他的价值永远存在。所以“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这句话对于低吟“命薄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作先生”的教师们，是一种鼓励，可以写来贴在案头，自我安慰一番了，因为教育家负担的是善教之责。

孟子申述，良善的政治，固然得人民的爱戴，“善政，得民财”，一个方案下来，可以立即得到利益。但施政必依法令，法令对人总有所限制，老百姓遵行法令，多出于怕犯法的心理。“善教，得民心”，对于善的教化，老百姓就以欢喜的心情，爱好的心情而接受。所以善政就得民财，善教就得民心。

中国上古的政治哲学，是“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三者并重的，也是相互兼施的。为政者是作之君，是领导人；同时也是作之师，兼负了教化的责任；也是作之亲，像大家长一样，养育百姓。后来，君道与师道分途，两者始终不能合一，这是人文历史的演变。

下面，大问题来了，这是孟子学说的中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