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这个“行”,包括两种意义,一个是指行为;一个是指古代“行人之言”的行,也就是外交工作。大家都知道苏武的故事,他当时的出使,便是行。后来,他回到汉朝,封的官是典属国,等于是现在的侨务委员会的委员长,或外交部司长,管理附属的国家。所以很多人替苏武不平,认为汉朝待人并不厚,苏武那么辛苦,那么忠毅,回来只封这个官,太小了。古代的“行人”就是派出去办外交的专使、大使。
这位在上论中学干禄的子张老兄,这时正在作行人,办外交的事,请教孔子要怎样办外交。孔子告诉了他千古名言。中国文化中的这位圣人实在是了不起,他对官式外交和国民外交的原则早已说了。我们现在的国民外交更普遍,但待人接物的原则,古今如一。第一,对人绝对诚恳,不要玩手段,正直坦率,这是最高的礼貌。第二,和不同文化、不同风俗习惯的人相处,不要表现得太关心,过分的关心,也许被认为干涉他们的自由,他们没有互相关心的习惯,反而感到麻烦。这不是说外国人不对,我们才对,这是文化基础不同。了解这一点,和任何一国人的交往都差不多。这里孔子告诉子张,言语要“忠信”。忠,就是直心;信,讲出的话一定兑现。行为态度上要“笃敬”,忠厚而诚敬。做到了这样,就是野蛮的人也可和他往来。“蛮貊”在中国古代,是指边疆的落后地区。
讲到边疆,问题又来了,中国的安定,先看边疆。试看几百年来所发生的问题,都是边疆问题,边疆影响了国防问题。我曾在边疆做过事,发现还是我们汉人坏,有知识,聪明而欺负人。所以边疆人恨汉人,并不完全因为边疆人野蛮,而汉人没有做到“言忠信,行笃敬”。例如在西南各特别地区,汉人用几根缝衣服的针,换人家十几张牛皮;有的还其他们财物、女人。这种人实在不是人,太狠心了。所以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子孙,对边疆问题多多留意,“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这句话的“虽”字很重要,如果“言不忠信,行不笃敬”,就是自己的邻居,本州本里都走不通。在态度上,站就规规矩矩站在那里,随时好像面对长辈那样恭敬;坐在车上,就规规矩矩坐,身心修养,做到言行一致,就可以担当行人的任务了。子张听了孔子这些话,就写在衣服的衣带上,准备随时警惕自己,加以注意。
从这里开始,编排方式略有变化,看起来一条一条,都是为人处世的道理,但同上论的第五篇互相呼应,便很切实。
下面就提到两个人: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矢就是拉弓射箭的箭。史鱼是卫国的大夫。孔子说他非常直,不管在哪种环境之下,不论国家社会混乱或者安定,他的行为、言谈,像射出去的箭一样,都是直的,不转弯的。在现在的社会上,仍然有很多这一类的人,但他们处世是落落寡合的,常会受到打击,遭遇种种痛苦。可是这种人天生个性就是走直道,直到不管什么环境,平时也好,乱世也好,邦有道也好,邦无道也好,他的言行永远像一支箭一样。同时“矢”字也代表了尖锐的意思。有些人心肠非常好,做朋友好极了,因为他能说直话,可是有时候嘴巴太厉害,说的话如割人的肉一样,使人受不了。但我们要了解他心地是善良的,出发点是善意的。当然这就牵涉到修养问题,尤其领导人有这样的部下,往往很难受的,因此做领导人的要有涵容的胸襟。有时碰到这种讲直话的人,一次、二次、三次能够接受,到了四、五、六次实在受不了。但是这一类人如果是自己的朋友或干部,就必须放过他的尖锐直言,先要有准备哈哈大笑的容量,否则就不行。
孔子接着就说蘧伯玉(前面再三提到蘧伯玉,称赞他的行谊。)这个人了不起,国家社会有道时,出来做事,担当大任务,但在邦无道,国家社会紊乱的时候,他就卷而怀之,不发牢骚,也没有什么怨言。他认为时代转变如无法挽回时,可以把自己像一幅画一样,卷起来怀之,收藏起来,就不说话了,没有表现了。
这两个人,也是典型的对照。一种人是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区,都宁可直道而行,不转弯,这是干部中很好的。一种是像蘧伯玉这样的人,比较才具大,而且有一个基本修养,本身的名利心很淡泊,如孟子说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个话我们都晓得讲,但等到真穷,真困难的时候,退下来“卷而怀之”,“独善其身”,往往心有不甘,这是很难的基本修养。下面引伸这个道理。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这是讲为人处世的道理很难。孔子说:一个人可以和他讲直话,但自己怕得罪人,不像史鱼一样肯对他讲直话,这就对不起人,是不对的。是自己的朋友,如看到他发生错误,宁可下一个警告,乃至他现在因此对自己不谅解都可以,自己还认他是朋友,他可以怨恨我,等到他失败了,会想到自己的话是对的,那就对得起人。所以在可以讲话的情形下,而不和他讲话,是对不起人,不应该的。有时候有些人,无法和他讲直话,如果对他讲直话,不但浪费,而且得罪人。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应说的时候直说。既不失人,也不失言。这个道理使我们想到历史上范睢见秦昭王的故事。
秦昭王向他请教一次,两次,他都不说话,使推荐他的人很难堪。范睢说我提出来的计划,贡献出来,可以使秦国马上富强,国际间称霸,可是秦昭王心不在焉,没有专心一意来听我的计划,所以不能讲。推荐的人后来再向秦王报告。因此第三次见面,秦昭王推掉了一切公事,摒退了左右的人,单独和范睢见面,很客气的求教。范睢一篇话就把秦昭王说动了,立即发表他当首相。在战国的时候,这一类的事情很多,这就说明了“说难”。
从人生经验中知道,朋友之间这样,乃至在家庭中父母、夫妻之间也是这样,正在对方不如意的时候,去提出问题来谈,当然倒楣,这是时机不对。我们看到许多年轻朋友,做人家的干部,在长官那里碰了大钉。回来,一肚子牢骚。其实那个长官今天也许有件别的事情,心里正在烦,做干部的跑进去,报告不相干的事,乃至与他心里的事有关连,就正好触上了霉头。所谓:“薄言往诉,逢彼之怒。”所以人与人之间,人与事之间,说话真难。这是要有许多人生经验累积起来,才会了解的。学校里同学之间相处,社会上同事之间相处,经常会碰到这种事情,说的不是时候,结果意见相左了。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我们惯用“杀身成仁”这句话,就是出在《论语》这一篇,是孔子说的。这个仁在这里我们不作解释了,从上论一直讲下来,都是说“仁”是孔门学问的中心。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中心思想,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譬如有许多宗教家,有时碰到与他的信仰抵触的事,他宁可舍掉性命,所谓以身殉道。为卫道而死的,宗教徒中特别多,历史上的忠臣孝子,也就是这个观念,宁可牺牲,绝不为了生命而妨碍了自己的中心思想或信仰,宁可杀身以成仁。反面的意思,当然不会为了生命的安全,而去做违背仁义的事了。这就关系到个人的修养以及生命价值的看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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