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这个“知”念“智”，为智仁勇的智，古代知智相通。樊迟，这位孔子的学生，不必介绍了，上次驾车的就是他。有一天他问孔子，什么叫真智慧，这个知包括了科学、哲学，但在这里却偏向于政治哲学。孔子答复得很妙：“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务民是什么？是领导人，作一个从政领导的人便是务民，意思是他所领导的事务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敬鬼神而远之”，这句话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是孔子的名言。孔子不相信宗教吗？他非常相信，他认为鬼神是有，但与人是两路。所谓“天道远，人道迩。”鬼神是天道的问题，离我们很远。我们现在活着都是人道——“人道迩”，政治、教育、经济、军事、社会都是人道的事，不要以鬼神为主，所以敬鬼神而远之，是敬而远之，不是不信。过去，尤其是现在，一谈到宗教，人们就说迷信，这种态度我非常反对，持这态度的人“懂不懂宗教？”是一个问题，如说：“不懂，是迷信何必去懂他？”这样便是大迷信。为什么呢？因为迷信自己嘛！对于一个东西，内容还不懂，就随便下定义，这不是迷信吗？迷信，就是迷糊不知道而相信，这才叫迷信，现在你对宗教不知道而下了这个定义，这是大迷信。孔子绝不迷信，“敬鬼神而远之”，这就是知。

这是个大问题，中国古代历史，西方古代历史，几乎政治与宗教没有分过家。我们历史上的秦始皇、汉高祖、唐、宋、元、明、清一路下来，几乎没有一个皇帝没有和宗教发生过关系，不管他是信仰或反对。外国也一样。

讲到这里可以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当南越已故总统吴廷琰未去世前，有位神父，陪一位也是教书的外国神父，到我家里来访问，说是由教廷来的。我一听这件事，颇头大。我声明如果视我为代表中国的某一宗教徒，我不愿谈话，因为我不能代表任何一个宗教。他说就因为我不代表任何一个宗教，比较超然，所以要访问我。我说我首先告诉你，请你转告他们。我曾经在香港对宗教人士演讲，提到二十一世纪之时，所有宗教的外衣都必须脱掉，所有宗教的大门都必须打开，而且各宗教要联合起来共同服务，追求人生、宇宙的真谛，二十一世纪的文明，才能够建设。我说也许言之过早，但是你们可记录下来，将来必定如此。为什么呢？假使不脱掉宗教的外衣，不打开宗教的大门，还是闭关自守，对所有宗教而言，便有八个字的定论——“关门主义，自杀政策。”宗教是谁在排斥？并不是宗教之间的斗争，而是自然的发展，科学文明在捉弄宗教。后来他问到南越的事情，天主教与佛教之间在南越的问题。我说现在你可以记录我的话了，我是中国人，站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立场，贡献你们一个意见，世界人类文化，站在宗教的观点来看政治，好像每一个地区的政权，不过是由宗教制成的一个作品；相反的站在政治立场来看宗教，任何宗教不过是政治上的一环而已。凡是纯粹的宗教徒，最好站在政治的立场来看宗教。西方的宗教不去管，在中国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政治如果扯上了宗教问题，便非失败不可。我当时认为贡献他们这个意见，非常踏实，很诚恳。现在来说更中肯，一点没错。我们中国历史上，秦汉以下，三国时的黄巾张角、元朝的白莲教，近代如红灯照、义和团、太平天国等都是政治扯上宗教关系。凡政治扯上宗教关系来玩的，非失败不可。西方的十字军东征，这么大一个战争，为了宗教的观念而起的，成功了没有？失败了，此其一。第二，政治必须仰仗历史文化的经验，当时的南越太年轻了。我不好意思讲，这是我国自己国家运气差一点的时候，自己倒楣，免谈了。严格说来，南越是小孩嘛，政治和历史文化是要久远的经验，不可像小孩子一样随便乱来的。

这些事例就是说明“敬鬼神而远之”的意义，如果讲宗教史，佛教玄奘取经回国以后，便是唐太宗捧出来的。同时唐太宗也捧道教。唐代的真正国教是道教，上朝排列朝班时道教站在第一位，佛教站在第二位，但待遇上是平等的。至于儒教，不用说，也是照捧，对伊斯兰教也很崇敬，老的基督教——景教，也是唐太宗时候到中国来的，唐太宗还替他写一个碑文，准他在广州盖庙——建教堂。唐太宗那样大的政治气派，看每一个宗教都是好的，都“请上坐，泡好茶。”他自己信什么教，他没有表示。老老实实说，后来考据他是信佛教的。但在政治态度上，他绝对公平，过去尽管没有宪法，对宗教还是公平。所以孔子说为政的领导道理与鬼神之事的关系，不能完全做迷信看。有时对工作，对政治非常有帮助。不过上面一个“敬”字很重要，应该非常恭敬。比如拿破仑，绝不迷信，他当皇帝以后，曾经把皇冠一脚踢开，认为这些皇帝的帽子算什么东西。但当他打到了伊斯兰教的国家，看到伊斯兰教的教堂，却跪下来，跟着别人一样礼拜，这就是“敬鬼神而远之”的道理，这也是最高度的智慧，不能叫迷信。信仰是个人的事，处大事时，则不能随意有所偏废。

为什么举这许多事例来说明“敬鬼神而远之”为“知”呢？要注意，孔子上面有一句话，“务民之义”，讲到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智慧问题，并不是普通闲谈地，讨论鬼神这个哲学问题。

后来又问到仁这个问题。这里的仁不是讲仁的体，而是讲仁的用，作人处世的仁。孔子说，一个领导别人的人，极须要仁爱的心怀，对任何问题不要轻视，不轻视也就是儒家“敬其事”的思想。尤其领导人聪明的，往往容易轻视天下事，犯上苏东坡“我被聪明误一生”的毛病，所以任何事先从“难”的方面想，以后才能得到好的结果。先从难的方面，问题多的方面看，都研究完了，最后有一个结论，得到中道的成果，这就是仁的用。这样一来，便利了自己，也便利了别人，更便利了老百姓。

这几十年来，年轻的朋友，用西方文化的观念来处理事情——错了，不怕错，就怕不做；错了没有关系，再改。这一来，在政治上有好也有坏。有些人喜欢引用拿破仑的气魄，说他的字典里没有难字，这句话听了很过瘾，非常有气魄。但是大家想想，拿破仑并没有成功，他不会成功，如同中国的项羽一样。说到西方文化，美国除了科学以外，追根究底没有什么真东西可看；只有到欧洲去看；在欧洲只有到法国看，到了法国只看到拿破仑的凯旋门。欧洲人都崇拜拿破仑，可是像拿破仑这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多的是，可以拣出来一打以上，这有什么了不起？一个老成谋国的人，要注意这个“难”，先难而后获，这就是用仁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