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高宗初期用儒学相号召的文化教育政策，就在这样的争辩不定中过了二十多年，但二程之学的门人弟子，高谈心性微言的学风，已经大行其道，在年号“绍兴”的三十二年间，有“程门”的再传弟子朱熹，自己主动“上封事”（当时的密奏名称），首先提出；“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细必照，则自然心诚意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接着第二点，提出安内攘夷的理论。第三点，提出政俯官吏的管理治权的根本，还需朝廷的正确决策等等。朱熹的这篇奏疏，除了他首先提出《大学》开头的“格物致知”为帝王学的根本以外，其余所论国家天下为政之道的见解，不但现在看来很平凡，在当时看来想必也很平凡。而且朱熹当时的官职，只是一个“监南岳庙”的“监官”，等于现在湖南衡山的宗教局长，虽然已有“程门”传人学术上的名声，但到底还是官卑位小，人微言轻，当然是石沉大海，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在后世推崇朱子学说的人看来。便认为是无上的高见，因为他首先提出《大学》的“格物致知”为帝王之学，是为儒学出身的学者引起足以自豪的心态在作祟了。

其实《大学》的本文，只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并非说《大学》就是做天子的帝王学啊！它是说做国家第一领导人的皇帝也好，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也好，不管做什么，必须先要学好做人，以修身为本才对。至于由修身而外发为治国平天下之学，是做学问一贯的道理。并不是说，必须要出来做官，做事业发财，甚至要做国家的第一领导人，当上皇帝才是“明德”的学问啊！否则，著作《大学》的曾子，他自己为什么不出去做皇帝，而且也不肯随便去做官，做事业发财呢？

总之，学问修养是一件事，做皇帝或做官或发财，是另一件事。有学问修养的去做皇帝或做官，做事业发财，当然是好事。但没有学问修养而能做个好皇帝或好官，那也就是真学问真修养。有学问修养，不得其时而行，就不出去做官做事，自守善道，做个规规矩矩的人。或者以“师道”自居，随缘教化后生而“止于至善”，这也正是“大学之道”的一个典型，例如曾子就是这样一个人啊！

话说朱熹，他在宋高宗的时期，并没有得行其道，高宗死后，由孝宗赵眘登位，有恢复中原之志，准备讲武，设置武举十科，并以朱熹为“武学博士”。因为他对高宗“上封事”的书中，也讲过有关恢复的事，所以便给他这个官衔。但还没有开始讲武，宋朝又与金人修好谈和，而且朱熹又和当时的宰相及大臣们议论不合，因此就罢官。史载“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进讲者七，知无不言”，然因与韩侂胄等意见不合而罢官。当宋光宗赵惇的最后一年，才再召朱熹为侍讲。跟着就是宁宗赵扩即位，韩

侂胄当权，宋室朝廷也正闹严禁“伊洛之学”，视之为“伪学”。因此，又罢免了朱熹的侍讲和修撰的官职，再过九年，朱亮以七十一岁的高龄过世了。

总之，朱熹生当南宋新朝的初期，经高宗到宁宗四代半壁江山的皇朝，主战与主和的战略纷乱、忠奸邪正的政党相争。他抱有以圣学匡正时弊的目的，处于无可奈何的局势之中，但仍然坚守二程“伊洛”之学的师承，自以“主敬”的修养、主张“道问学”以达贤圣的宗旨，始终不变。实在也足为后世学者的楷模。他的一生对儒家经学的著作不少，但最用心得力的应该算是《大学》、《中庸》的章句。换言之，他把原本《大学》、《中庸》另加分章编排，自作注解。他自己并没有说，只有我朱熹所编注的《大学》、《中庸》，才是空前绝后的孔门正宗心法，后世必须以此为准。但他编注的《大学》、《中庸》，却变为后世元、明、清六七百年来的御用范本，用它来牢笼天下学者进取功名的思想，成为不可另有其他见解的意识形态。应该说这并不是朱熹的本心，这是元、明、清三代那些“不学无术”治国当家皇帝们的过错。尤其是明朝开国之初的和尚皇帝朱元璋一手造成的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