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性书》云：“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他的开头两句，便说动静都是本来在定，不必另行起心求定。这是他心得了禅宗所尊重的《楞严经》中“观音圆通法门”中所说的“动静二相，了然不生”两句而来的。

“无将迎”一句，是袭用《庄子·应帝王》篇中的“至人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至于《庄子》所说的“将迎”，等于佛学所说的“有觉有观”、“有寻有伺”是同一内涵。“将”是“停心一处”。“迎”是从起念处观照。

“无内外”一句，也是汲取《楞严经》的心不在身的内外中间，以及龙树菩萨所作《大智度论》的“不依身，不依心，不依亦不依，是谓宴坐”而来的。这真可说他是善于读书求学，字字句句，都能会之于心的实学了。

程明道《定性书》所说“修定”之学的中心要点，就是上面所讲起初“破题”的四句话。实际上，都是佛道两家的家当，但他却一借不还，概不认账。以下的文章，都是对于这四句的根本而发挥，但其内容，大部分都是从《楞严经》的说“心”，禅宗的谈“性”而来。可是除了首先提出这四句特别高明的警句以外，跟着而来的结语，却又含混不清，并未说明所谓内和外的界别，是指身和心或心和物。如说：“既以内外为二本，则又乌可遽语定哉？”

佛说《楞严经》是指“心物一元”的“心”，如经说：“虚空生汝心内，犹如片云点太清里。”“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虚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想澄成国土，知觉乃众生。”至于意识的思想、感觉、知觉，统是物理世界形成以后的作用，并非真实的存在。但凡夫之人，妄自分别身心、心物，认为有内外的界别，因此而个能证入“楞严大定”的如来境界了。

如果《定性书》也有如《楞严经》一样的交代明白，那么，他所说的“定性”之定，本无一定点之定可言，不必再假借“修持”的方便，错认禅观的“定境”或“清净无为”的“静态”为本来自性。那他就确实对于《易经·系传》所说“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及《诗经·大雅·文王之什》所谓“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等的奥义，就真的有其见地了！

很可惜，他在下文的发挥《定性书》的道理，却又急切于有心用世，坐而论道，用来和“明德”外用的“治国平天下”之道合拍，反而又迷离倘恍，言不归宗，恰如禅师们的说法，“扇子哱跳，撞着三十三天帝释鼻孔，东海鲤鱼打一棒，雨似倾盆”，始终没有说明“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有关定慧之间的妙用，甚为可惜。

《定性书》的最后结论，把“性”和“情”的作用，隐约作为内外的关键，提出“制怒”的修养最为重要。总算流传了四五百年以后，得到一个好学生，那就是清初的康熙，他从程明道的《定性书》中学到了唯一的要诀，就是“制怒”。他亲自书写“制怒”二字为座右铭，因此而使他年少成功，做了六十年的皇帝。

总之，程明道的《定性书》，虽然对于定学，语焉不详，但比起他的再传弟子朱熹的学养，就大有高明之处。希望你们年轻人“后生可畏，安知来者之不如今”，当善于探讨，取其精华，舍其糟粕，必定有利于心性修养，大有用处，照此学以致用，“虽不中，亦不远矣”！不可因噎废食，随便轻听我的话，视古人的成就，都不值得一顾，那就不对了。

附程明道《定性书》

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

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且以己性为随物于外。则当其在外时，何者为在内？是有意于绝外诱，而不知性之无内外也。

既以内外为二本，则又乌可遽语定哉？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易》曰：“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苟规规于外诱之除，将见灭于东而生于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顾其端无穷，不可得而除也。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今以恶外物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是反鉴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孟氏亦曰：“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

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

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是则圣人岂不应于物哉？乌得以从外者为非，而更求在内者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视圣人喜怒之正为何如哉？

夫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唯怒为甚。第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亦可见外诱之不足恶，而于道亦思过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