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这里，我又习惯性地想起两句常用的古文感言：“其然乎！其不然乎！”这样感叹，也就是表示问题并不简单，正须值得切实研究。不过。在研究讨论这一段结语，首先须要简单解释一下《大学》的原文。如说：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这是对古代农业社会的农业生产与人口消费来说）。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这也是对古代农业社会经济，以及兼带手工业的生产情况来说）。

这的确是千古不易的名言。无论是十八世纪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十九世纪马克思的《资本论》、二十世纪凯恩斯的经济理论，都不能否定他的卓见。

其次，原文便说：

仁者以财发身（这是讲，能知仁道的人，会善于运用财富，便可以发展一身的功名事业）。不仁者，以身发财（倘使是不知仁道的人，便只想以他本身的一生的能力来拼命搏斗，求取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这又是说到当家治国的领导作风，以及领导社会的风气的重要性）。

上好仁，下必好义。但在古文中的“义”字，它的内涵究竟是什么？那可又是碰到一个麻烦的问题了！

儒家所讲的“义”，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我之间都得安详，所以古人解释“义”（繁体为“義”）字造形的内涵，是从“羊”（吉祥）、从“我”，两个字义的综合，是属于“六书”中的“会意”字的范围，等于说是“为善最乐”的意思。但自曾子以后，孟子特别注重“义”字，主张以“义”为先。因此古人便如此注解：义者，宜也。这也等于说是没有哪一点不合适、不相宜的才是“义”。至于从墨子学说以后，墨家思想的“义”字，就有偏重于人我之间，富于同情心和相爱心的“侠义”之“义”了。我们知道古文对于这个“义”字和“仁”字一样，都具有广泛的涵义，可以说只能“心领神会”，不可局限于文字言语的形式。因此，曾子所说“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是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意思，个个好义，当然就有了美善的好结果。

因此，他的原文便有“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这是说明治国者应当不起私财之心。“藏富于国”，“藏富于民”，民富即国富，国富则民强，当然就可以达到一个完全“均富”的境界了。

原文讲到这里，他又引用了“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孟献子是春秋后期，鲁国有名的贤臣，史称其“为卿不骄，礼贤下士，士以是归之”。他是极力反对在位的权臣们以权谋私、以官图利的贤臣。古代四匹马同拉一车叫“一乘”，等于现代人有一部名牌的汽车。“百乘之家”，是古代表示当国者的诸侯们的财富气势。“伐冰之家”是古代有权位富贵的人家，派出人手，在冬天下雪结冰的时候，所伐冰块，藏在地下室，保存食物，到了夏天也可以享受，等于现代人用科研制造成功的大冰柜。所以孟献子就说这样的人家，他既然养得起马车和驾车的马匹，当然就不会太注意家里还要养小鸡生蛋，或养小猪等它长大了来做买卖。这种人家，既然能有“藏冰”的财力，就不会太注意养牛羊来做买卖了。由此上推，有百乘之家的诸侯们，就不会培养专为他们一家“以权谋私”的图利聚敛之臣了。如果百乘之家，与其还要培养专门为他“以权谋私”的聚敛之臣，还不如直接培养一些夺权“盗国”的谋士呢！

曾子在引用了孟献子一段话以后，便说：

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这是曾子著《大学》大论最后结尾的一段活，看来他是针对当时鲁国内政，以及春秋末期诸侯各国，都以胡乱增加赋税，搜刮民间社会的财富，归于诸侯私家公室，充实权位与富贵相结合的欲壑。同时他也看到当时诸侯各国，以及鲁国内政争权夺利的结果，的确是“灾害并至”，大多都成为不可收拾的败亡局面，因此，有感而发，坦率提出他的“危（正）言危（正）行”，作为警世晨钟的名言。

但很可惜的，由于他最后的几句结语“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却被秦、汉以后历来读儒书出身的学者们，硬要用来学做“圣贤”金科玉律的教规，对于“钱”、“财”二字，视为毒害。甚至平时多谈这两个字，就会变成“俗物”。可是，不随流俗，特立独行的学问修养，毕竟不易做到。因此，一般的读书学“儒”的知识分子，大多成为“既要清高又怕穷”的矛盾心理状态。一旦考取功名，挤身政要以后，既不懂经济、财政，更不懂为国家社会人民之间，如何理财致富，而达到富国强兵的妙用。好像都是误解了曾子著《大学》最后的几句话，变成了如来佛加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一样，一听就要头痛得打滚，非常可笑。所以中国有两三千年丰富记录的历史资料，所谓二十五史或二十六史，好像都是一部人事经历的资料档案。对于财政、经济、生产、消费之间社会的财经变化态势，和人事史料来对比，简直少得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