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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贱恶”而产生心理偏差的故事
来源:儒学深究 作者:

有关第二个“(人)之其所贱恶而辟焉”历史故事的事例,也就是孔子所著《春秋》中的旨在“责备贤者”的第一个历史故事,在左丘明发挥解释孔子的大义《左传》上,所谓“郑伯克段于鄢”,就是最重要的先例。

郑庄公的生母武姜,生她大儿子庄公的时候,正在昏迷睡梦中,被惊醒痛醒了,所以在心理上有了主观的成见,压根就对这个儿子有反感。用后世俗话来说,这真是前世的孽。因此她钟爱第二个儿子共叔段,她希望老公郑武公把王位传给老二。但当时在宗法传统的习惯上,必须以长子作为王位的继承人,如俗话所说:“皇帝重长子,百姓爱幺儿。”况且庄公从小便很聪明能干,有机谋,当然就顺理成章继位了。可是他的生母心里是很不高兴、很不愿意的。

庄公即位以后,做母亲的武姜,便要求大儿子庄公封弟弟共叔段到制邑去做地方首长。庄公明白母亲的用心,就对妈妈说,那个地方地形险要,上代的虢叔就死在这个地方。妈妈!你老人家另选一个地方吧!

其实,庄公知道这个行政区域很富有,兵精粮足,弟弟去了要造反夺权就难办了。所以对妈妈说假话,故意推托。这就是亲生母子之间,在政治上、权利上钩心斗角,毫无“诚意”真情存在。武姜不得已,为老二要了京邑。庄公只好照办,因此大家就叫老二共叔段为京城大叔。

郑国有一位大臣叫祭(蔡)仲,便对庄公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这就是说,你把那么大的最重要地区,封给弟弟去治理,对国家安全来说,是有问题的。同时,又说了许多理由。郑庄公听了,半真半假地说,那是我妈妈姜氏硬要的,我做儿子的,有什么办法,祭仲便说,这佯做,你的妈妈也不会满意的,“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庄公便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你放心,等着瞧吧!

接着,老二共叔段又另外要求在郑国的西边和北边的两个大地区,一并归到他的范围,这已等于有全国一半的地盘了。宗室的大臣公子吕便对庄公说:“国不堪贰。”一个国家,不能两分。你究竟想怎么做,要把国家交给你弟弟,我们就去报到,不然,就应该另有处置。否则,全国老百姓,也弄不清楚大方向了。庄公说:“无庸,将自及。”你放心,没有用的,他自己会倒霉的。事情愈来愈严重,公子吕又说一次。庄公便对他说,“不义不昵”,他老二不讲情义,不和我做哥哥的亲爱和睦相处。“厚将崩”,累积罪过愈多,垮得更快。

最后,老二共叔段什么都准备好了,就要发动叛变,用武力来抢夺哥哥的政权,妈妈和他约定做内应,发动的日期也约定好了。庄公的情报很清楚,因此,就派兵去伐京邑。百姓也不拥护共叔段,所以他想抢王位的计划,就全盘失败了。最后,逃到鄢邑。庄公再命令伐鄢。共叔段只好逃去投奔共国。因此,庄公下命令把母亲迁出内宫,下放到一个小地方城颍去住,气得狠狠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这就是说,除非我们母子两人都死了,在地下才再见面。换言之,永远不想再见到妈妈了。

当然,亲生的母亲,虽然最恨她的偏心所造成的错误,但到底还是有母子骨肉的亲情。人世间最难解脱是情的作用,尤其是亲情最难了了。所谓孝道,便是至情的表现。事后,庄公也很后悔,话说得太过头了,事也做得太绝了。总算经过他的另一位功臣颍考叔的劝谏,为了兑现誓言,叫庄公挖了一条地道,再使母子相见,终使母子重新团聚了,恢复原来母子之间的亲情。《左传》记到这里,便说:“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孝敬父母,是人性爱心最基本的真诚。孝敬自己的父母,又扩充到孝敬别人的父母,这才叫做“纯孝”。

《左传》的原文很精彩,文字写作得很优美,而且简练晓畅,翻成了白话文,反而没有那种纯朴深刻的风味了!我们小时候读它,是要朗朗上口,背诵得出来,一辈子都有用处。变成了白话,就没有深度了,看过了就会丢掉,很少有再启发作用的价值了。孔子著《春秋》,是从他的故国鲁隐公元年,也就是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七二二年)、亚述帝国灭以色列的那一年开始。换言之,郑庄公出兵打弟弟共叔段,就是发生在这一年的故事。孔子对郑庄公的贬辞的要点,只用了一个“克”字。因为一个国家,对敌用兵胜利了,才可以叫“克”。共叔段是他亲兄弟,做哥哥的明明知道他被妈妈骄惯宠坏了,为什么不在事先好好设法教导,至少,也应该预先防范处置。但郑庄公却用政治手段,故意培养他、放纵他,造成他犯最严重的错误,叫全国的人看清他的不对。又把他当敌人一样,出兵去讨伐他,表示自己的了不起。其实,郑庄公从基本出发,完全是玩弄手段,制造一个罪过的圈套给弟弟和母亲去钻,因此而赶跑弟弟,甚至在征战中杀了他,还自充好人,是为国家安全,不得已才大义灭亲,这就是阴险奸诈的用心。不但没有兄弟友爱的亲情,对母亲更没有真正的尽孝,为什么不好好事先感化母亲的错误,而且这样做,更是大大不合于“治国”、“从政”的道德,是为后来春秋时期各国的诸侯,开启了坏风气的“始作俑者”。所以孔子只用了一个“克”字来标明他的罪过。这样以一个字来批判善恶、是非,就叫做著《春秋》的“微言大义”的精神所在,也就是奠定了后来中国两千多年,写历史用字用句的典范。

至于对郑庄公母亲的偏心偏爱的过错,孔子不忍心说“天下有不是的父母”而已。但左丘明却根据孔子的《春秋》,“秉笔直书”,把郑庄公和他的母亲的不能“修身、齐家”的前因后果,都记述得清楚,为后人做警惕的榜样,这就是《左传》所谓“传”也。这也就是不能“齐家”,不足以“治国”的“宪”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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