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伟大领袖人物的脚步声中，我们听到历史隆隆的惊雷。几个世纪以来，从古希腊人，经过莎士比亚，直到今天，难得有几个主题能像伟大领袖人物的性格那样持续不断地、强烈地吸引着剧作家和历史学肖。并不只是这些领袖们的戏剧性事件，而是他们的重要性—他们的影响才引起人们对这些领袖们的作用有那么大的兴趣。当戏剧的最后一幕结束时，观众从剧院鱼贯而出，回到家中又开始他们的正常生活。然而，当一位领袖人物的政治生涯的帷幕下落时，观众的这种正常生活就发生了变化，历史的进程也许就有了深刻的变更。

要把一位领袖列入伟人行列的可靠的公式，包括三个要素：一个大人物、一个大国和一个重大事件。一次，邱吉尔在评论英国十九世纪首相罗斯伯里勋爵时说，很不幸，他生活在一个“有大人物而无重大事件的时期。”通常，我们对战时领袖的评价高于和平时期的领袖，部分原因是由于战争必然带来戏剧性的事件，部分原因是由于各国历史详细论述战争，还有一个原因是，当一位领袖遇到了需要他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去应付挑战时，我们方能全面地衡量这位领袖有多么伟大。当授予荣誉勋章时，我常常思考着有多少获得勋章的人在他们以最大的勇猛精神迎接挑战前一定像极其普通的人一样。没有挑战，他们就不能显示出英雄本色。战时的挑战使领导人所显示出来的品格易于衡量。和平时期的挑战可能也是巨大的，但领袖战胜这些挑战构不成戏剧性事件，也引不起人们的注目。

很清楚，领导一个大国的小人物在一场重大危机中无法证明他是否伟大。反之，领导小国的大人物，尽管他具有伟人的所有品格，也决不能得到承认，还有一些领袖人物，虽然他们是大国的大人物，但他们身处巨人之下，周恩来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小心翼翼地让聚光灯集中在毛泽东的身上。

伟大的领导能力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既要求有非凡的魄力，又要求有非凡的想象力。长期以来，在美国广泛地存在着一种信念，美国需要一位真正第一流的商人来掌管政府，需要一位已被证明能胜任并能有效地掌管一个大型企业的人。其实，这一点并未切中要害。经营管理是一回事，领导能力却是另一回事。正如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商学院的沃伦·本尼斯所说：“经理们的目标是必须把各种事情办得正确，领袖们的目标是必须做正确的事。”

尽管技术是必需的，但是领导能力不仅仅是个技术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经营管理是一篇散文，领导能力是一篇诗歌。领袖人物要十分注意自己的代表性、自己的形象，以及使人们得到激励的思想，这是推动历史的一股力量。人民是听从道理的但又为情感所驱动；作为一位领袖必须既以理服人，又要以情动人。经理考虑的是今天和明天，领袖必须考虑到后天。经理代表的是一个进程，领袖代表的是历史的方向。因此，一位无事可管理的经理就不是经理，但即使是一位下了台的领袖仍拥有他的追随者。

使一位领袖着迷的伟大事业可能是一项创新或护旧的事业—冲突中互为对立面的精明强干的领袖经常各有其为之奋斗的目标，这些目标是相互冲突的。一位精明强干的领袖，尽管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其生命力比较脆弱，但他可以战胜一位软弱无能却从事一项富有生命力的事业的领袖，或一项邪恶的事业能战胜一项美好的事业。既没有一套简单的、一成不变的准则来预示历史，也不能用它来评价历史。各项事业与领袖人物一们，进行回顾时往往与原来迥然不同。有时，对历史的评价取决于谁取得胜利。历史学家的倾向是，对胜利者比对失败者更为仁慈，对领袖们是如此，对事业也是如此。

在我所认识的真正精明强干的领袖们中，他们都是非常聪明、受过严格训练、勤奋工作和有着强烈的自信心，他们都被一个理想所驱使，同时又驱使其他人。所有人都目光远大。有的人则比其他人看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