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是威尼斯商人,13 世纪下半期偕同父亲尼可罗、叔叔马飞阿东来,回到故乡发了大财,不幸在热那亚与威尼斯的海战中被俘,在监狱里口述,并由比萨作家鲁思梯谦诺笔录而成《马可·波罗游记》,又叫《东方见闻录》．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他确曾到过中国,《游记》记载的情况基本属实．但自马可·波罗生前至今,一直有人怀疑他是否到过中国,《游记》是否伪作。

早在他活着的时候,由于充满了人所未知的奇闻异事,《游记》已经遭到人们的怀疑和讽刺,关心他的朋友甚至在他临终前劝他把书中背离事实的叙述删掉．以后,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对东方的知识越来越丰富,《游记》中讲的许多事物逐渐被证实,不再被目为荒诞不经的神话了,但还有人对《游记》的真实性发生怀疑．直到19 世纪初,德国学者徐而曼仍然认为《游记》是一部冒充为游记而编排拙劣的教会传奇故事,是为了传教士和商人的利益,借以激发感化蒙古人的热情以便到中国通商而创作的．并且说,波罗一家最远不过到达大布哈里亚(Bucharia)境内,关于蒙古帝国的情况是从曾到过该地的商人们口中听来的,关于印度、波斯、阿拉伯及埃塞俄比亚的叙述则抄自阿拉伯著作．1965 年,德国史学家福赫伯在一篇报告中说,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还是个没解决的问题．一些可疑之点如襄阳献新炮法、扬州做了三年官等等,“这一切都使人对波罗一家曾长期住过中国一说发生怀疑”。

1982 年4月14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克雷格·克鲁纳斯《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没有? 》一文,对波罗到过中国一说又加上一个大问号．克鲁纳斯认为,“他可能根本就没有访问过中国”,他可能看到过某种波斯“导游手册”,再加上个人的道听途说,因而成书,《游记》是波罗与鲁思梯谦诺合作的一场“克里空”．其根据有四条: 第一,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没有一条可供考证的关于波罗的史料；第二,书中很多地方充满着可疑的统计资料,把中国丰富多彩的景象变成灰茫茫的一片,对蒙古皇帝家谱说得含混不清,很不准确；第三,中国两件最具特色的文化产物——茶和汉字,以及中国的重大发明印刷术,书中都没提到；第四,他写的许多中国地名用的是波斯叫法,有可能马可·波罗只到过中亚的伊斯兰国家。

但是,一些学者则持不同的观点．1941 年,杨志玖教授在《永乐大典·经世大典·站赤》中发现了一篇与马可·波罗有关的史料,史料提及至元二十七年(1290 年)八月,尚书阿难答等上书说“兀鲁、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云云,所提三位使者名字和《游记》中所讲的阿鲁浑王三位使臣名字完全相同,从而确定波罗一行于1291 年离开中国．这一发现为学者所推崇,向达称它为游记的真实性问题和年月问题提供了“极其可靠的证据”．法国学者伯希和从伊利汗国史书《伊利汗史》和多桑《蒙古史》中找到类似资料,结论和杨教授不谋而合．克鲁纳斯文章在《泰晤士报》发表后,杨志玖又著文(见《环球》1982 年第10 期《马可·波罗与中国》)力驳其说,把他的每个证据都检查了一遍,说这些情况虽然基本属实,但推不出波罗没到过中国的结论．第一,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中,到目前为止的确没有发现直接记载波罗的史料,但有间接资料,上引《永乐大典》便是；第二,波罗不是文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没受过高深的教育,著书环境在监狱里,没什么图书资料可供参考,而且是同狱难友记录的,能达到我们看到的水平,已是很不简单了；第三,他可能保持着本国的习惯,不喝茶；同样,他不认识汉字,文化水平不高,因而不提汉字书法和印刷术；第四,书中地名多半用波斯语或蒙古、突厥语表达,说明他接触的主要是波斯人、蒙古人和突厥人,而很少接触汉人,不识汉字,因而中国地名多用那种拼法。

另外,也有人认为,波罗只到过大都(今北京市),对中国其他各地的记载,都是从大都听来的．说他到过大都,也就是承认他到过中国．几种观点并存,谁也说服不了谁,对于马可·波罗究竟到过中国没有的问题,至今尚无定论．解开这个谜的关键就在于揭示襄阳献新炮法的真相．(华林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