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魏文帝诏云: “且说蒲萄．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又酿以为酒,甘于麹米,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唌咽唾,况亲食之耶! 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 ”又,西晋时期张华《博物志》云: “西域有葡萄酒,积年不败,彼俗云可十年．饮之醉,弥月乃解．”可见我国中原地区对于葡萄与葡萄酒的习性早已了解,并且视之为珍贵的美味水果和上佳饮料,甚至赋予其神异的色彩．这种水果为何被称为葡萄(蒲荡、蒲桃)? 明代的李时珍在其(本草纲目》中说: “葡萄,《汉书》作蒲桃,可以造酒．人酺饮之则醄然而醉,故有是名．”李氏以“葡萄”之谐音“酺醄”作为其语原,显然纯属附会．因为葡萄并非中国土产,而是来自域外的“舶来品”,故“葡萄”一名的语原也不可能是汉语．有人认为当源自希腊语hǒtrus；有人认为当源自大宛(相当于前苏联中亚地区的费尔干纳盆地)语budaw 或伊兰语budāwa；也有人认为当得自吐火罗语Bactria(乃今阿富汗北部地区的古国名)．不管怎样,“葡萄”之为外来语译音则是十分肯定的。

现代学者对于葡萄原产地的确切方位虽然有所争论,但是大体上都置于中东或西亚一带,并将东、西两方的葡萄视为由该地传播的结果．埃及至少在公元前三四千年时就已出现葡萄和葡萄酒．《圣经·创世纪》说,挪亚在阿刺拉附近种植葡萄树,因此又有人将亚美尼亚推测为最早种植葡萄的地区．高加索以南地区也曾被说成是葡萄的中心产地或者最古老的产地。

不少史籍相当详细地记载了波斯(今伊朗地区)人嗜饮葡萄酒的事例．《圣经》说,古波斯王哈随鲁(即薛西斯一世,前486—前465 年在位)登基的第三年曾宴请诸亲王、大臣、波斯和米底亚的权贵、各省的贵族与首领,用形制各异的金杯赐予他们大量御用葡萄酒．可见公元前5 世纪时,伊朗地区葡萄酒的酿造和消费规模已达到很大程度．据斯特拉波说,波斯帝君们并不满足于本地的葡萄酒．当叙利亚被吞并后,该地的沙利波尼亚酒成了波斯君主的专用酒．波西多尼厄说,这酒是波斯人用叙利亚出产的葡萄在大马士革酿制的．希罗多德也提及,波斯人酷爱饮酒,并且酒量极大．他们通常都是在醉薰薰的时候才讨论最重要的问题．当次日早晨清醒时,主人便重新提及昨夜的决定．如果这时仍无异议,则大家严格履行；若未获通过,则将此决议搁置一旁．但是他们在清醒时讨论的事情却总要在酒酣时再重新审议一遍。

这样饮用葡萄酒早就在古代伊朗盛行,但是中国——尤其是以汉人为主的中原地区——之了解和出现葡萄与葡萄酒则是很晚的事情了,而且,在相当漫长的时期里,这种水果和饮料一直被视为珍品．一般认为,葡萄之始入中国是在西汉武帝时期张骞赴西域“凿空”之后．《史记·大宛列传》载云: “(大宛)有蒲陶酒．……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官别馆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这里只提及了汉使从大宛引入葡萄,而未涉及葡萄酒及其酿造法,所以当时中原地区是否会自行酿造葡萄酒,仍未能断定．若按比较明确的官方记载,则葡萄酒酿造法之始入中原要晚至700 年后的唐初．《册府元龟》记云: “及破高昌,收马乳蒲桃实入宛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帝自损益,造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缇盎．既颁赐群臣,京城始识其味．”唐廷破高昌(当今新疆吐鲁番盆地及其周近地区),时在贞观十四年(640 年)；则该史料显然将中原地区掌握葡萄酒酿造法之始,甚至将品尝葡萄酒之始置于公元7世纪中叶,并且全部归功于唐太宗．尽管这一说法颇可怀疑,但是迄今却无其它明确的反证可将葡萄酒酿造法输入中国的时间大大提前或推迟．再说,自西汉迄于近代,葡萄酒在中原地区始终程度不同地被视为一种珍贵饮料．这表明,即使中原汉人早已学会酿造葡萄酒,恐怕也只限于少数地区和少数技师,一直没有达到普及的程度。

《后汉书·宦者列传》等史料载云,东汉灵帝(168—188 年)时的宦臣张让肆无忌惮地受贿鬻官．扶风人孟佗献上西凉葡萄酒十斛(或作一斗,乃至一升)即被拜为凉州刺史．少量葡萄酒竟然可以换得刺史官职,足见葡萄酒的名贵．到了唐代,葡萄与葡萄酒固然已常见得多．但是,从唐诗中提及的葡萄酒来看,它们不是产自凉州(在唐代人的心目中,凉州乃是非汉人聚居的边远地区,不代表中国),就是由来自域外的胡人(当时的“胡人”多指伊兰族人)酿制供应,所以,中原地区似乎仍未普遍酿造葡萄酒．有关中原的土产葡萄酒,好像只有《唐国史补》提及的河东乾和葡萄酒。

在宋、辽、金时代的史料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中原人对于葡萄酿酒一无所知的证据；即使到元初,马可波罗也还认为,中国唯有太原一地产葡萄酒．然而,元代毕竟出现了官方的葡萄酒酿造业．《元史·世祖本纪》谓至元廿八年(1291 年)五月“宫城中建葡萄酒室及女工室”；《草木子》称,在此以后,“元朝于冀宁等路造蒲桃酒．”到了元末,江南似乎也出现了官营的葡萄酒酿造业．此后,葡萄酒才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逐渐普及开来。

域外葡萄及葡萄酒之传入中国,只是古代中外文化交往洪流中的一个事例,而这类交流实际上大多始自民间,所以我们很难明确断定葡萄与葡萄酒传入中国的年代．此外,为什么葡萄酒酿造业在中国的普及经历了如此漫长的阶段? 这一问题恐怕更是一个难解的谜．(芮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