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铃薯的称号极多．在东北地区叫“土豆”；华北地区叫“山药蛋”或“地蛋”；西北地区叫“洋芋”或“阳芋”、“洋山芋”；广西人称之为“番鬼慈姑”；广东人称之为“荷兰薯”；江浙一带叫它“洋番芋”．马铃薯属于茄科,它和茄子、辣椒和西红柿等蔬菜是一家子,它可以在春秋两季播种．马铃薯本是野生于南美洲秘鲁、智利、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等地的一种不知名的高山区茄科植物,是印第安人最早利用并驯化了它．最新的考古发掘表明: 远在距今4000 年以前,印第安人已经学会栽培玉米、马铃薯、善茄、龙舌兰等农作物．当地人在海拔200 米的高原上种植马铃薯,这里的寒冷气候不利于生长稻子与小麦等庄稼,却易于生长马铃薯,从此,马铃薯与玉米一起成为两朵“并蒂开放的印第安古文明之花”．印第安人将马铃薯作为其主要食物之一,据说,山地的印第安人还给马铃薯起了一个有趣的名字——“爸爸”．古印第安人十分尊崇马铃薯,并把它塑造成保护印第安人的英雄和神灵．那么,最早被美洲印第安人驯化并食用的马铃薯是如何被传播到世界其它地区的? 又是在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呢?

目前,马铃薯已分布世界各个地区,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粮食之一．在欧洲,特别是在东欧、北欧和前苏联,马铃薯是人们的主食．但是,马铃薯最初并不是被当作粮食(甚至主食),而是被当作观赏植物介绍到欧洲的．在1536 年西班牙人访问南美洲以前,欧洲人并不认识马铃薯．马铃薯传入欧洲的时间稍晚于玉米,约在1525 年至1543 年之间．说来奇怪,当时欧洲人并不知道马铃薯的食用价值,只是由于它花朵艳丽且枝叶稀疏而成了某些人庭院里的观赏植物．1565 年,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把马铃薯作为礼物送给罗马教皇,在场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盛赞马铃薯花朵的典雅洒脱,于是马铃薯的花枝一时身价倍增,意大利人又送给马铃薯一个新的称呼: “地豆”．现在我国辽宁一带的农村还有此称呼。

18 世纪末,马铃薯传入法国,当时正值法国粮荒时节．有一位药剂师名叫巴尔孟契耶,他不但撰写有关马铃薯的书籍,还亲自栽种马铃薯,并请了许多有名望的客人参加他的家庭宴会,筵席上的每盘菜均用马铃薯做成．之后,他又到处介绍马铃薯的长处——适应性极强、产量极高．他还亲自前去请求国王和王后协助推广马铃薯,结果在巴黎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王后玛丽·安东诺特把马铃薯的花束用针插在头发上,国王本人也将小小的马铃薯花别在外衣上．以后,所有的朝臣都在钮扣孔里插上马铃薯花,小姐和太太也把马铃薯花当成最高贵最时髦的装饰品．为了有更多的马铃薯花佩带,法国人大量种植马铃薯,使马铃薯栽种量增大,灾荒之际的法国人也利用它度过了无米的灾难,从此,马铃薯又得到了一个美名——“地下苹果“．据说,有些欧洲人曾食用苦味的和有毒的马铃秧结下的绿果,因此而中毒,所以他们又称马铃薯为“妖魔的苹果”。

19 世纪初期,俄国沙皇彼得大帝游历欧洲时在荷兰的鹿特丹看到了美丽的马铃薯花,很是喜爱,于是出重金买了一袋马铃薯带回国内,将它栽种在御花园里．1842 年俄国发生饥荒,老沙皇尼古拉一世强令农民种植马铃薯以充饥,积怨已深的俄国农民惜机发动了著名的“马铃薯暴动”．后来,人们渐渐认识到了马铃薯的食用价值: 它含有多种维生素,除含有大量淀粉外,还有蛋白质、磷、铁和无机盐等等,其营养价值是胡萝卜的两倍,白菜的三倍．甚至有报道说: 每天只吃全脂牛奶和马铃薯,便可得到人体所需的一切食物元素．马铃薯逐渐成为人们的粮食和蔬菜之一。

以后,马铃薯被引种到印度、爪哇和苏门答腊,再从那里传到我国和日本．但是,马铃薯是什么时候传入我国的,这个问题目前尚无定论,各种各样的说法均有: 第一种说法是,马铃薯引种到我国的时间大约在16 世纪,但它成为粮食作物的时间却很晚；第二种观点认为,大约在17 世纪的明朝末年,马铃薯传到了我国；第三种看法是,马铃薯传入我国的年份还没有定论,但在1700 年以前的福建省松溪县县志上已有种植马铃薯的记载．换言之,1700 年以前,马铃薯已引种到了我国；第四种意见是,马铃薯大约在16 世纪传入欧洲,17 世纪传入中国．最早在华北、京津和山东一带栽培,以后推广到内蒙；持第五种说法的是美国学者德·希·珀金斯,他认为,马铃薯传入中国的时间是由欧洲人发现美洲和太平洋群岛的时间而定的．马铃薯在17世纪被引进中国,它是经菲律宾群岛到达福建海岸,并且首先在福建种植的；第六种意见认为,马铃薯在徐光启以前已传入中国,因为徐光启(1562—1633)所写的《农政全书》中记载有“土豆”．在《农政全书》卷二十八记载有下述一段话: “土芋,一名土豆,一名黄独．蔓生叶如豆,根圆如鸡卵,内白皮黄,……煮食、亦可蒸食．又煮芋汁,洗腻衣,洁白如玉．”由此可见,土豆的引进在1633 年前无疑．更准确地说,马铃薯在1628 年前已传入中国,并且广为人知、普遍栽种,因为1628 年为《农政全书》出版的大致时间。

从上述种种观点看出: 马铃薯传入我国的时间至今颇有争议,各种说法之间差距较大,这一文化疑案还有待新材料的发现和学者们的深入研究．(刘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