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家在一千八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杰出道士和道家学者（大多也是道士）。他们有的是道派的创立者； 中国道家在一千八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杰出道士和道家学者（大多也是道士）。

他们有的是道派的创立者；有的从事道家方术（包括医药、养生、炼丹及其他）的研究；有的则致力于道家教理的阐述；有的还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因此，张陵、张鲁、张角、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邱处机以及魏伯阳、葛洪、孙思邈、司马承祯、吴筠、成玄英、王玄览、谭峭、陈抟、俞琰、雷思齐、杜道坚、李道纯等，皆名著道家史册，成为道家史上的中坚人物。

中国道家初创时，主要流行于民间，曾同当时的农民起义相结合。东汉灵帝时（168～188），太平道创始人张角，利用太平道家义发动黄巾起义；张鲁也利用五斗米道与封建王朝相抗衡，在汉中建立政教合一政权近三十年之久；东晋孙恩、卢循的起义，义军十余万众，转战沿海南北十余年；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封建王朝的统治。魏晋以后，一部分道家徒因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扶植和利用，使道家趋于上层化，有时并或多或少地卷入宫迁政治，而使一批道士以见知时主而闻名于当世。如齐梁道士陶弘景是茅山宗的创始人，深受梁武帝萧衍的尊崇，“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时人谓之山中宰相”。隋唐道士王远知，以曾向唐高祖李渊密告符命，深得唐高祖和唐太宗的尊礼。其后潘师正、司马承祯等，亦因受高宗、玄宗的尊礼而名闻天下。宋、元、明各代受尊崇的道士也很多。

在道家的发展过程中，又与儒、释相互斗争、相互融合。绝大多数道士皆在不同程度上融合儒、释，唐宋以后道士更为普遍。但也有少数道士以和佛徒争论而著称于世。如齐梁时之顾欢、孟景翼、孟智周，隋唐时之刘进喜、李仲卿、李荣等。他们都在道家理论上有建树，但又以与佛徒辩论而知名。

道士们在进行宗教活动的同时，许多人还致力于研究某些问题（如道家理论、方术等），其实际效果却超出了道家范围，而涉及许多学科领域，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对那些领域都或多或少地作出了贡献。举其大者，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中国哲学。道家十分重视《老子》和《易经》，以之作为阐发教义、制定方术的理论基础。道家的宇宙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无不植根于此。故历代有很多道士致力于此二书的研究与阐发。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所列唐前《老子》注疏六十余家中，即有道士三十六家。《易》学用作道士炼丹理论，不晚于东汉，被尊为“丹经王”的《周易参同契》，即成书于东汉魏伯阳。五代北宋道士陈抟更将《易》《老》相结合，写出《无极图》《太极图》《先天图》《正易心法·注》《易龙图》等易学、丹道著作，使易学得到了发扬。

他所建立的先天易学思想体系，不仅为道家南、北二宗及明清内丹各家的理论指导，而且促进了宋明理学的发展。开理学之基的周敦颐《太极图说》，即是据陈抟《无极图》衍化而来；邵雍的象数学亦承陈抟《先天图》而创立。其后二程、朱熹等理学大家无不深受陈抟易学的影响。继陈抟之后，发明易老学的道家学者代不乏人。其著者如雷思齐作《易图通变》《易筮通变》《老子本义》，李道纯作《道德会元》《三天易髓》，杜道坚作《道德玄经原旨》《玄经原旨发挥》，俞琰著《周易集注》《读易举要》《易传考证》《易外别传》，刘一明作《周易阐真》《孔易阐真》等。他们对易、老的阐述，都或多或少地为中国古代哲学增添了新的成分。

（二）医药、养生。为了长生成仙，道家创造了许多炼形养神的方术，并很注重对古代养生、医药学的研究与发扬。许多道士为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葛玄、葛洪、陶弘景、孙思邈、司马承祯、吴筠等是其中的杰出者。葛玄以擅长胎息而知名。葛洪主外丹，但又是魏晋诸方术的集大成者，且是医药学家，著有《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等医药书。陶弘景是大医学家，既作有养生学专著《养性延命录》，又撰有《本草集注》《陶隐居本草》《药总诀》《补阙肘后百一方》等医药学著作。孙思邈更以医术高超和作《千金方》《千金翼方》而名闻天下，被后世尊为药王。司马承祯作《坐忘论》《修身养气诀》《服气精义论》，吴筠作《玄纲论》《形神可固论》等，从理论上对道家方术进行总结。

（三）炼丹与化学。为了长生成仙，又有许多道士从事炼丹，企图通过冶炼矿石制成“不死药”，用之服食而成仙。从事炼丹的道士很多，最著者有魏伯阳、狐丘、葛洪、陶弘景、孙思邈、陈少微、张果等。魏伯阳作《周易参同契》，被誉为“万古丹经王”。狐丘作《五金粉图诀》《出金矿图录》《河车经》《玄珠经》。葛洪的《抱朴子》有金丹篇和黄白篇。陶弘景作《合丹药诸法式节度》《集金丹黄白方》《太清诸丹集要》。孙思邈作《太清丹经要诀》。陈少微作《修伏灵砂妙诀》《九还金丹妙诀》。张果作《玉洞大神丹砂真要诀》等。尽管炼丹家们的长生不死愿望终是幻想，不死药也未炼成，但他们却炼出了一批可供内服与外用的颇具疗效的丹药。特别重要的是他们的炼丹活动是在不自觉地进行化学试验，他们以及许多不知名道士写出的大批外丹书，实际是中国古化学的原始记录，为后世研究中国古化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四）气功与人体科学。同样为了长生成仙的目的，又发展了古代气功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家内丹学。因它是五代以后许多道派专习或兼习的方术，故研究者颇多，最著者有崔希范、陈朴、陈抟、张伯端、王嚞、白玉蟾、李道纯、陆西星、伍守阳、柳华阳、李西月、刘一明等。对他们留存的大批内丹书进行研究，有助于发展现代气功，为人们健身疗病服务，甚至有助于人体科学的探讨与研究。

（五）星历、地理学。道家从宗教需要出发，对天文、地理亦多涉足。一些道士为此写出了星历学和地理学著作。如元代道士赵友钦，曾作有易学著作和兵家书，已亡佚；所作星历学著作《革象新书》，原为五卷，经王祎刊订为二卷，已收入四库全书。宋濂为之作序，谓其“当与《历经》并行无疑”。元代道士朱思本，从至大四年（1311）到延皊七年（1320）间，利用奉诏代祠名山大川之便，实地考察了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十省的许多地方，花了十年时间，取得大量调查资料，绘成《舆地图》二卷，刊行于世；又写有《北海释》《和宁释》《西江释》等地志考辨文章。至于李志常随邱处机西觐元太祖后，写成《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实为当时西北、中亚地志与民俗的实录，为后世研究元代中亚史地和中西交通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六）文学艺术。许多道士出入三教，儒学根柢较深，因而他们中擅长诗文、绘画、音乐、书法者，代不乏人。以诗文著称者，仅宋元间即有董嗣杲、马臻、陈义高、吴全节、朱思本、张雨、薛玄曦等人，尤以张雨、薛玄曦最负盛名。他们皆有诗文集传世。除亡佚者外，董嗣杲之《庐山集》五卷、《英溪集》一卷、《西湖百咏》二卷，马臻之《霞外诗集》十卷，陈义高之《陈秋岩诗集》二卷，张雨之《句曲外史集》（诗）八卷，皆收入《四库全书》。朱思本之诗文集《贞一稿》被收入《委宛别藏》。

以绘画著称者，张陵后嗣也大有人在，三十八代张与材善画龙，三十九代张嗣成除画龙外，也擅山水，画有《庐山图》面世，虞集为之题词。四十代张嗣德善画墨竹、禽鸟。龙虎山道士方从义（号方壶）、太一道士张彦辅尤负画名。方从义画有《青山白云图》，虞集为之题句，《钟山隐居图》，宋濂为之题词，《山庵图》《仙岩图》，危素为之作序。张彦辅亦擅山水，曾作《圣井山图》《江南秋思图》等，享名当时。入明以后，张陵第四十三代孙张宇初，善画墨竹，自成一家，又精兰蕙，兼善山水，有《秋林平远图》传世。四十七代张玄庆善画兰蕙、竹石。《无声诗史》《明画录》所收道士画家即有多人。清代道士傅金铨亦善画，其《道书十七种》中收《自题诗画》一卷，为诗画合璧之作，有诗有画者，上百，有画无诗者二百六十以上，可见画稿之丰。

以音乐著称者，除许多道士擅斋醮音乐外，明初出了一位杰出的道士音乐家冷谦。明太祖闻其知音律、善鼓琴，任为太常寺协律郎，命其考正四庙雅乐，校定音律编钟，成为明代郊庙音乐的奠基者。他又作琴谱《太古遗音》一卷，《琴声十六法》一卷，前者已佚，后者仍存。傅金铨亦擅音乐，时人称其“工词翰，解声律、善画能琴，俊绝一时”。以书法著称的道士亦不少。《贵溪县志》云：张与材“作大字有法，草书亦佳。”张嗣成善草书，方从义善古隶章草。张雨亦工书，姚绶《句曲外史小传》曰：“饮酣伸纸作大草，尤妙；小楷变率更（欧阳询）家数，世称工绝。”

总之，道士们不仅创造了一种宗教，也创造了道家文化，其中涉及哲学、科技、文学艺术等方面，当然也包含某些宗教性的内容。但它们仍是祖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继承这份文化遗产，认真研究有关道士的生平、著作是很有必要的。